俞浩也苦小红书久矣

　　4月26日，他在社交平台连发三条动态，用“非常非常烂”、“价值观和盈利模式都非常有毒”等直白犀利的激烈言辞，公开抨击小红书。

　　俞浩把小红书定义为擅长调动“人性中黑暗面的平台”，认为其运营核心在于利用攀比、晒图、夸大其词的“作恶”手段来赚钱。而且，小红书上关于追觅产品的评价，“基本都不要信”。因为“除了它自己，没有一家好公司”。

　　他还引用了一位博主的动态，表示很认同其说法。这位博主写道，小红书变成舆论阵地，内容扩散完全被算法牢牢掌控。它的舆论场的一个黑洞，很隐蔽，信息单向传播，圈层极度固化，不断放大极端情绪与片面观点。

　　或许还不够解气，俞浩还作出比较煽动性的呼吁，建议品牌起诉平台上的造谣博主时，理应连带起诉小红书平台本身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全行业对平台存在畏惧心理，导致小红书得以“肆意推送各种未经证实的假消息，肆意妄为”。

　　作为追觅科技创始人兼CEO，俞浩出圈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。近期，他也穿透了公关圈。其盛况用“一口老炮”在《公关现在见面最爱聊俞浩》的说法就是，最近半年，整个公关圈，私下见面，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追觅和俞浩，很多人看不懂，却不影响这个团队的疯狂扩张，圈内话题度完全超越小米，没有之一。

　　俞浩已经是追觅科技事实上的公关一号位。不少观点将他的吐槽，与追觅科技近期遭遇到的舆情关联起来。比如今年3月，追觅法务就重拳出击，接连对网络水军及推手有偿发帖、恶意营销、商业诋毁等行为追责。

　　但俞浩提前否认了这个猜想，称“这并不是最近我们有小红书舆情了，而是我观察一段时间之后的结论”。

　　目前， 作为国内头部生活方式社区， 小红书月活已经达到了 3。5 亿，其中 85% 都是 19 到 35 岁的女性。不夸张地说，种草经济几乎是小红书独有的标签，它已经成为年轻人获取信息、种草消费的第一平台。

　　他们在下单美妆、护肤品、家电、消费品等商品之前，都会习惯性的去小红书搜一搜测评、评价，再决定值不值得买。

　　追觅正处于高速扩张，并构筑新版本“人车家”智能生态的关键时期，其成长极度依赖产品、技术和品牌的消费者口碑和线上曝光。

　　俞浩把矛头直指小红书，无异于一场自杀式商业冒险。这不仅可能影响其在小红书的品牌曝光，也可能引发其他平台的警惕。

　　但这种大胆的立靶子，还是为俞浩和追觅带来极大的话题度，也给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：追觅，或者俞浩也苦小红书久矣。若不是小红书的生态问题，已经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，任何一个理性的商业领袖，都不会选择这种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的发声方式。

　　俞浩的炮轰点燃了不少网友、组织的情绪，成为他们的嘴替。有人就说，“终于有大佬发现并敢于说出来了。”还有评论说，“这倒是实话”。

　　大家真的忍小红书的生态乱象太久了。在他之前，央视财经、国家网信办、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文旅局等先后对小红书曝光、约谈、发函斥责。

　　比如，2025年7月，央视财经频道曝光小红书存在虚假刷单、恶意举报、有偿删帖等灰色产业链，揭露平台黑产乱象。

　　今年4月11日，理想汽车CEO李想在微博发文，指出小红书等平台存在大量组织化的恶意对比帖，称已完成取证并将报案。

　　俞浩是“炮轰小红书”话题的最新参与者，他选择与小红书公开“决裂”，无疑是一种高风险但又经过反复推演过的公关策略，收效要远大过损耗。

　　整场争议的核心症结，也是俞浩在动态里直白的判定：“平台还是要有价值观的，不应该靠作恶赚钱。”？

　　根据小红书公开的技术论文和行业拆解来看，技术本身或许中立，但其算法的训练逻辑、流量分配规则，均由平台自主制定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小红书的算法逻辑，并非简单的“内容推荐”，而是一套精密的“流量筛选系统”。它通过“初始匹配-小流量测试-大流量推荐”的三重门，决定内容的生死。

　　其中，决定内容能否进入大流量池的关键，是“CES评分”体系——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评论被赋予不同权重。

　　这意味着，能引发争议、调动情绪的“情绪化内容”，天然比客观理性的内容更容易获得高评分，从而被算法优先推荐。

　　同时，为保障商业化效率，小红书对软性营销、虚假种草、恶意抹黑竞品等违规内容管控尺度宽松，形成了完整的乱象闭环：账号入驻门槛低，黑灰产、营销号可低成本批量入驻，持续产出不实内容！

　　事中审核存在漏洞，大量低质、虚假内容持续传播；事后品牌维权流程繁琐、成本高、成功率低。全链路的治理缺位，最终让负面、虚假内容成为平台流量主流，正规品牌长期被动承压。

　　基于这套规则，两类内容会形成天然流量优势：一是制造消费攀比、容貌焦虑、圈层对立的情绪化内容；二是夸大事实、片面测评、恶意抹黑的争议性内容。

　　这些内容极易引发用户评论、争论、围观，快速拉高CES评分，从而被算法持续加权、全域推送。

　　反观详实专业的产品测评、真实朴素的用户体验、干货型科普内容，因缺乏冲突点与情绪煽动性，互动数据平平，即便内容优质，也很难获得流量倾斜。

　　这也是小红书应对内容争议、界定平台责任的核心逻辑。久而久之，小红书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内容生态。

　　算法的流量分配规则，是平台基于自身商业利益自主制定的结果，其所追求的始终是流量最大化、商业最大化，而不是内容生态的健康度。所谓“算法中立”、“算法无价值观”，只是平台规避主体责任的借口。

　　当然，小红书也在努力自救。这些年来，它在内容治理上也推出过多项整改措施。比如专门打击虚假营销的“啄木鸟计划”；还有陆续上线模板化笔记识别、伪素人账号识别等AI模型，搭建黑种子库、生态哨兵系统，将生态治理响应速度提升至小时级，试图通过技术手段遏制低质内容蔓延。

　　但黑灰产手段持续迭代，隐蔽性的抹黑、引流、虚假种草内容仍能绕过审核，技术治理的滞后性与局限性愈发明显。小红书需要在追求商业增长和平台健康内容生态之间做一个平衡。

　　巧合的是，俞浩伤疤撒盐次日，小红书首次公布了其「AI 治理主张」，强调了 AI 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同时也明确了对不良 AI 行为的坚决反对。

　　此外，小红书还将上线针对 AI 笔记的申诉通道，方便用户对 AI 内容进行反馈和举报，提升治理能力，更好地服务于社区的真实分享。

　　这些新措施，不知道是不是对俞浩的隔空回应。但小红书可能还是需要正面回答：算法是否应有价值观？平台责任边界在哪里？

　　这些问题对小红书等平台来说，可能不好回答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，它们需要有一个意识：技术可以中立，但平台不能没有价值观。

　　就在我这篇文章快要结尾的时候，俞浩再度对小红书平台表示不满，并谈及了平台算法问题。他称，“如果什么都能推给算法，那 AI 来了你还不是更可以推给 AI。然后躲在后面揽钱。”？

　　他还认为，小红书应该对上面的所有虚假信息承担法律主体责任，否则虚假信息将不止。